汪学群:从龙场悟道至天泉证道

王阳明《何陋轩记》为草书手卷,整卷书法行文跌宕,错落有序,笔力劲健,自然连贯,挥洒自如,气势豪雅。这幅王阳明书法作品的字体有黄庭坚之风、文徵明之韵,气势蓬勃,充满霸气,笔锋自然,毫无滞拙之态。明代正德三年,王阳明三十七岁,他因为得罪宦官刘瑾,被流放到荒蛮之地贵州龙场,这才有了后来的“龙场顿悟”。王阳明龙场的生活非常艰苦,文章以王阳明亲身经历,赞扬了苗族、仡佬族人民质直纯朴、乐于助人的真性情,批驳了人们称他们为“陋”的说法。相反,他们比之于中原的那些“狡匿谲诈,无所不至”的人来,倒是“未琢之璞,未绳之木”,等待着大匠去雕琢,也就是用“典章文物”去影响他们,清除其“崇巫而鬼事”的陋俗。文章剖析精微。在封建士大夫中,王阳明能排除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实在很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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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典诠释奠基时期

贵州修文县阳明洞小洞天

王阳明经典诠释时期始于龙场,龙场悟道是理解其经典诠释时期的关键,它开启了经典诠释,也可视为经典诠释的奠基时期。

王阳明《何陋轩记》是明代王阳明散文作品,思想卓越,排除了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具有时代前瞻性。中心思想是“典章文物”。据史料记载,“明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继居玩易窝之后,喜迁龙冈山东洞,遂改名为阳明小洞天,居久,因穴居阴湿,得当地百姓之助,为其伐木构庐,不月而成,王阳明将其轩命曰‘何陋轩’因著《何陋轩记》,此记为草书手卷,整卷行文跌宕,错落有序,笔力劲健,自然连贯,挥洒自如,气势豪雅”。

正德元年,时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因替戴铣洗冤而批评时政,得罪明武宗、宦官刘瑾,被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在赴谪途中,历尽险阻,占卜筮得《易经》“明夷”,有诗云:“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1]表现了不畏艰危的胸怀。他在决意去贵州之前回南京省亲,又至钱塘与徐爱等三友道别,问他们道出自己的期许:“天将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违其所乐而投之于所不欲,所以衡心拂虑而增其所不能。”[2]到达龙场后,他面对现实,引《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3]以为君子只求就现在所处的地位,来做他应该做的事,不希望去做本分以外的事,既来之则安之,在此地安于现状,自有一番作为。对于当地的艰苦条件,他表现的十分达观,引《论语》言:“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4]自比君子,君子所居住自然条件虽然简陋或生活艰苦,但精神上有所追求有所发明,却是富丽辉煌的。又作诗云:“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5]虽然身居遥远的蛮荒之地,但乐观自由,虽受不白之冤,仍忧国忧民。

正是贵州的“龙场悟道”,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理论框架,从而成为影响后世的一代圣贤。王阳明11岁便立志成为圣人,但在当时,作为官学的朱熹理学一统天下,朱熹所著《四书集注》更是科考必读之书。按朱熹思想,打通人与世界的方法是格物,必须穷尽天下理,然而才能体悟生命的真谛。受朱熹影响,王阳明也格物,但拼尽全力后非但徒劳无功,反而大病了一场。“生命有限,万物无限,那成圣只能是一句空话了。”在怀疑和恐慌中,王阳明先后尝试了佛老方法,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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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早年困于格竹子,又迷于佛老二氏,带着困惑与迷茫踏上了去龙场的道路,而“后至龙场,又觉二氏之学未尽。履险处危,困心衡虑,又豁然见出这头脑来,真是痛快,不知手舞足蹈。此学数千百年,想是天机到此,也该发明出来了。此必非某之思虑所能及也。”[6]他在龙场如此痛快是因为悟道,即体悟儒家经典之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01

第一,心即理与格物致知。正德三年,在贵阳龙场,王阳明始悟格物致知。正如《年谱》载:龙场地处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用语言交流的大都是中土亡命之士。当地人没有居所,他开始教他们盖房而居。宦官刘瑾当政,他虽然能超脱得失荣辱,但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于是为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于是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着《五经臆说》。[7]

成圣无望时,王阳明却突遭横祸,明朝正德三年(1508年),任兵部主事的浙江人王阳明因开罪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大板后发配贵州龙场当驿丞。在躲过沿途追杀,历尽千辛万苦后,他终于来到位于今日修文县的龙场,住进一间漏风又漏雨的小茅房。后来,他发现一个山洞,便搬了进去,并取名“阳明小洞天”,成了名副其实的穴居之人。条件艰苦,王阳明不得不亲自耕田种地,伐薪做饭。所幸的是,他与周围的山野“夷人”相处融洽,并得到了关心和帮助。王阳明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简单说来,圣人之道就是良知,而良知人人都有。判断事情对错是非,标准是良知,而不是外在的一些事物。

他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讲“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动心忍性”源自《孟子·告子下》“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致王纯甫写道:“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始信孟氏‘生于忧患’之言非欺我也。”[8]又致希渊:“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9]王阳明就是那个天将文化大任于斯之人,历史付予他创造使命,要肩负起这一使命就必须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练体魄与心志。在贵州龙场条件艰苦,他体悟到格物致知的宗旨,就是“吾性自足”,即不是舍心求事物之理,而是求事物之理于心中,这就是心即理之说。可以说他是在心即理基础上谈论格物,格物是心中之物,由此来看,“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把心与理一分为二是错误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即吾心自足,所谓心即理,理不在事物之中而在心中,天赋人之本性即所谓的善,对于人来说是与生俱来而且充足,无需向外苦苦求索,反身本心即可。这里讲的“忽中夜”并非突然,而是他长期困于格物或者说思索的结果,是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的质变。当然他对此忽然悟道还不放心,取儒家经典试图获得理论证明,所谓道在经中,这一发明是对经典的诠释。

正德三年,王阳明三十七岁,他因为得罪宦官,被流放到荒蛮之地贵州龙场,这才有了后来的“龙场顿悟”。《何陋轩记》是他顿悟之后写的作品。虽然龙场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在文中却感叹此处“何陋之有”。这幅书法作品的字体有黄庭坚之风、文徵明之韵,气势蓬勃,充满霸气,笔锋自然,毫无滞拙之态。王阳明的书法作品还有《何陋轩记》《客座私祝》和《矫亭说》等。《客座私祝》是王阳明在出征思恩和田州的前夕所作,记录了他对弟子日常生活上的训诫。全文由楷书大字写成,笔锋遒劲,字体宏毅,表现出王阳明所特有的书风。《矫亭说》是王阳明书法作品中的逸秀之作。当时,王阳明父亲的好友方时举建造了一座亭子,命名为“矫”,特意向龙山公求文,王阳明就代替父亲写了这幅作品。整幅作品的字体细长流畅,书风雄健直达、神采苍秀。

第二,道在经中,以经求道,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五经臆说》之作。他于正德三年写序说:“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筌,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筌,则筌与鱼远矣。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辄为之训释。期有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则吾之为是,固又忘鱼而钓,寄兴于曲糵,而非诚旨于味者矣。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10]用他的话说,此书共四十六卷,《五经》各为十卷,而《礼》说尚多缺,仅六卷。遗憾的是此书亡佚,只留下若干条,由弟子收入遗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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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02

正德二年,他在给弟子书信就对经典离道而流于训诂、辞章之学予以批评,“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举业之习,圣学几于息矣。”[11]《五经臆说序》中的“得鱼而忘筌”源自《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醪糟用尽之后被当成糟粕扔掉,喻指事情成功以后就忘了本来依靠的东西,但事未成则不应舍弃所依靠的东西。以此比喻儒家的经典与道的关系,儒家经典对于掌握圣人之道来说也不过是醪糟,但他不赞同把作为醪糟的经典仅当成糟粕,醪糟与糟粕有所不同,前者是达于圣人之道的工具,后者则无用。这说明道在经中,但也不能教条化或默守陈规,即所谓的“求鱼于筌”,局限于经注,这样经是经道是道,彼此离开更远。他的基本主张是经道合一,道在经中,以经求道。基于此,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经书可读,他则通过回忆把握以前所学经书要旨,有所得后加以诠释,成《五经臆说》。此书并不完成符合先贤的经注,但却有创见。

王阳明《何陋轩记》是王阳明被贬贵州龙场时写下的一篇文章。《明史王阳明传》说,王阳明抗章救戴铣等人,”(刘)瑾怒,廷杖四十,谪贵州龙场驿丞。龙场万山丛薄,苗獠杂居。守仁因俗化导,夷人喜,相率伐木为屋,以栖守仁。”这篇《何陋轩记》,写的就是这件事。王阳明初到龙场时,没有地方居住,就自己和仆人与荆棘之中搭建简陋的居所。后来发现了一个山洞,颇似家乡余姚的石洞,就住到洞里。但洞里阴暗潮湿,不宜久居。由于他在这里能和当地的少数民族打成一片,建立了友谊,当地的老百姓都很喜欢他,就齐心协力地帮他建了个像样的新居,以方便他的讲学和会友。(列堂阶,辩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俱。)王阳明也在新居周围种上了竹子和花草以及中药材(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王阳明有感而发,写下这篇文章。文章以亲身经历,赞扬了苗族、仡佬族(獠)人民质直纯朴、乐于助人的真性情,批驳了人们称他们为”陋”的说法。相反,他们比之于中原的那些“狡匿谲诈,无所不至”的人来,倒是“未琢之璞,未绳之木”,等待着大匠去雕琢,也就是用“典章文物”去影响他们,清除其“崇巫而鬼事”的陋俗。文章剖析精微。在封建士大夫中,能排除对少数民族的偏见,实在很难得。

第三,始论知行合一。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年谱》有二条。正德四年条载:提学副使度书聘主贵阳书院,“是年先生始论知行合一。始席元山书提督学政,问朱陆同异之辨。先生不语朱陆之学,而告之以其所悟。书怀疑而去。明日复来,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渐有省。往复数四,豁然大悟,谓‘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无事辩诘,求之吾性本自明也。’”[12]正德五年条载:“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13]阳明自己也曾回忆说:“吾居龙场时,夷人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中土亡命之流。与论知行之说,更无抽挌。久之,并夷人亦欣欣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反多纷纷同异,拍挌不入。”[14]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引阳明的话说:“吾始居龙场,乡民言语不通,所可与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与之言知行之说,莫不忻忻有入。久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与士夫言,则纷纷同异,反多捍格不入。何也?意见先入也。”[15]综上所述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其一,王阳明在贵阳龙场始揭知行合一之教,但未能得到积极响应,反而遭到质疑。他当时与土人相处似很融洽,与士大夫反而有距离。他与当地土人讲知行之说得到认同,可能因为那里的人蔽塞,不知有异说,而与士大夫讲知行之说却建议不统一,议论纷纷,其原因是“意见先入”,这里虽未说明,恐朱熹的知行之说有影响,而这成为他创发知行合一说的动机。后来在北京,知行话头也不常提起,因为当时始悟格物致知之旨,发明吾性自足,静坐收心而非知行合一,真正系统研究知行合一是在以后。其二,知行合一的重点是知行本体,即知行合一是知行本身或内在的需要,提出知行合一之后又“征之五经诸子”,尤其是五经,再次说明他依据经典发明圣道。其三,他所理解的知行合一属于道德伦理学范围,主要讲道德说教与实践的关系,涉及心理活动与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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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萌发良知思想。良知及致良知虽然是以后明确提出来的,但龙场的经验至关重要,此一时王阳明心中已经蕴育,只是没有论述。如他所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学者闻之,亦省却多少寻讨功夫。学问头脑,至此已是说得十分下落。但恐学者不肯直下承当耳。”又“某于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此本是学者究竟话头,可惜此理沦埋已久。学者苦于闻见障蔽,无人头处,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但恐学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种光景玩弄,孤负此知耳。”[16]正德三年王阳明被贬至贵州龙场,从百死千难中悟得良知之说,即经历了龙场所谓“居夷处困”之后才悟得来,良知在龙场之后萌发,经不断锤炼,愈来愈完善。揭示良知可谓洞见心体,为阳明贡献所在,他毫不掩饰自己发现良知的喜悦之情。良知即是心之本体,属于内在,无需外在工夫,或直下或当下,反省内寻,自然悟得,借用禅语把良知视为究竟话头,说话的端绪,也即一切都要从良知谈起。如果埋没良知,则无从谈起,良知是王阳明思想的基础。钱德洪说:“谪居龙场,衡困拂郁,万死一生,乃大悟‘良知’之旨。”[17]又说:先师“至龙场,再经忧患,而始豁然大悟‘良知’之旨。自是出与学者言,皆发‘诚意’‘格物’之教。”[18]诚意格物之教的系统阐释是在发明良知之后。

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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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何陋轩记选自《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从王阳明《何陋轩记》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来到此荒蛮之地后,能够迅速适应环境,调适心态,仅数月时间(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即融入了当地少数民族,并与之建立了质朴的感情,反倒生活得有滋有味。同时也谦逊地表达了他有意以中原先进文化帮助和导化少数民族的意愿。龙场三年,王阳明身处边远的艰难之地,接触了最基层的劳动人民,也升华了他的境界,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人生经历。

二、经典诠释发展时期

《何陋轩记》是王阳明传世名品,点画方折,的确近于《圣教序》,但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从点画挥洒的节奏来看。王阳明更多的则是出以己意。这使他的书法形象显得不那么专业化。难以找出准确而正统的取法渊源。自然,以这样的形象要想领一代风骚、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师,只能是一种奢想。它决定了王阳明的书法必然只是一种聊备一格,是一种偏师。但话又说回来。有什么必要让所有的书家都争当领袖呢?主流形态的书家固不妨保持正统形象。出以己意的即兴式书家也不妨各行其是。我们仿佛听到王阳明那慢条斯理的声音:“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非物理矣。”有人说王阳明的书法是出自《圣教序》;有人说他是自家风度,未尝师古。小技虽小技,但谈的人还是不少,徐渭就以王阳明这小技未被人识而磋叹久之:“睹其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蟠也,使其人少亚于书,则书且传矣。”言下之意,王阳明的行书颇有可传。语出徐青藤这样的大家,当然不会是泛泛之捧。

所谓经典诠释发展时期,指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其新经学思想在此时全面铺陈开来,多角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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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六年十二月,王阳明升南京太仆寺少卿,便道归省,与徐爱论《大学》宗旨。听了王阳明一番议论,徐爱踊跃痛快,如狂如醒者数日,胸中混沌复开。仰思尧、舜、三王、孔、孟千圣立言各有不同,宗旨一致。正德十三年七月,刻古本《大学》。至是他回军休士,始得专意于朋友,日与发明《大学》本旨,指示入道之方。他在龙场时,疑朱子《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手录古本,伏读精思,始信圣人之学本来简易明白。《大学》止为一篇,原无经传之分,格致本于诚意,原无缺传可补,以诚意为主,而为致知格物之功。至是录刻成书,“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19]正德十四年,论《大学》辄持旧见,称“《大学》旧本之复,功尤不小。”[20]湛若水寄示《学庸测》,叔贤寄《大学》、《洪范》。王阳明分别致信若水、叔贤,说:‘随处体认天理’是真实不诳语,鄙说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发端处,却有毫厘未协,然亦终殊途同归也。修齐治平,总是格物,但欲如此节节分疏,亦觉说话太多。且语意务为简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莫若浅易其词,略指路径,使人自思得之,更觉意味深长也。[21]又“道一而已。论其大本一原,则《六经》、《四书》无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范》之于《大学》而已。”[22]
强调格物及《大学》古本的重要性。

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04

正德六年,王阳明升文选清吏司员外郎,送湛若水奉出使安南。王阳明升迁南京时,湛若水与黄绾言于杨一清,改留吏部。职事闲暇,他们开始在一起讨论,甚至吃住在一起,相互期待对学术有所促进。至此,湛若水出使安南封国,王阳明唯恐圣学难明而容易产生遗惑,人生分别容易而相会困难,因此作文以相赠。在此,他提出儒家道统说:“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绝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尊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辞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释之偏,吾独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23]并自以为肩负着弘扬儒学的使命,自谓幼不问学,陷溺于邪僻多年,后又究心于佛老二氏之学,再次误入歧途。赖天之灵,因有所觉,开始沿着周、程之说求孔门正学,如果有所得,愿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努力,尤其愿与湛若水复兴儒学而共同努力。

世人只注重他的出处学问,于他的书法反而视为小技。有的人一辈子只专注于书,校书是大道;王阳明是以格物致知经天纬地,对他而言,书是小技。如果我们谈王阳明而只谈他的书法,诚可谓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矣。明徐渭《文长集》云:“古人论右军以书掩其人,新建先生乃不然,以人掩其书,睹其墨迹,非不翩翩然凤翥而龙蟠也。使其人少亚于书,则书且传矣。”观阳明先生书法,出自《圣教序》,得右军骨,第波竖微不脱张南安,李文正法耳,然清劲绝伦,而遒迈冲逸,韵气超然尘表,如宿世仙人,生具灵气,故其韵高冥合,非假学也。其学术以良知良能为主,谓格物致和,当自求诸心。

王阳明经典诠释的思想形成离不开朱熹,科举时期系统学习过朱熹的学说,后来在实践中对其产生质疑,有所反思,对于理学史上的朱陆异同发表己见。早在正德六年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时,他就讨论过朱熹、陆九渊之学,其学术路数明显倾向陆九渊,为其打抱不平。正德十三年七月,他把撰成的《朱子晚年定论》付梓,此书的宗旨在于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藉以解纷。对于陆九渊,他予以推崇。正德十五年,他为陆象山文集写序,称“圣人之学,心学也。”[24]孟子之学即是心学,而陆九渊为孟子正传。正德十六年正月,他以为陆九渊得孔、孟正传,其学术久抑而未彰,文庙尚缺配享之典,子孙未沾褒崇之泽,牌行抚府金溪县官吏,将陆氏嫡派子孙,仿各处圣贤子孙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学道送学肄业。[25]

王阳明的书风雄健奔放,流丽清奇,既继承了其远祖王羲之的书风,又融合了李北海、黄庭坚和文徵明等人的书风,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王阳明的书法意趣不同于唐代书法家。他学习书法的精神和宋代画家学习绘画的精神是相通的。王阳明练字,并不是简单描摹字形,而是要掌握写出这一字形的方法,所以必须拟形于心,凝思静虑。根据《阳明先生年谱》的记载:“吾始学书,对模古帖,止得字形。后举笔不轻落纸,凝思静虑,拟形于心,久之始通其法。”

王阳明在龙场对心即理、吾性自足等都有发明,作为本体的性体、心体的认识大体确立,而这些离不开功夫。在他看来,本体由功夫显现,功夫是他思想的重要内容,既重本体又注意到功夫,这与他提出的知行合一说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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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05

正德四年末,王阳明从贵阳回归途中在湖南辰州教人静坐功夫。他说:“前在寺中所去静坐之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拿,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耳。”又引程颢语:“才学便须知有着力处,既学便须知有着力处。”[26]静坐并非如佛家坐禅入定,而是补小学收放心功夫而已。又告诫诸友应从此处着力才能有进步。正德五年三月,他升江西庐陵县知县,主张为政不事威刑,惟以开导人心为本,注重功夫,试图以静坐自悟性体。他后来回忆说:我昔居滁(正德八年在滁阳1513)时,见学者往往口耳异同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亦渐有喜静厌动之弊。[27]多就高明一路以求时弊。与滁阳诸生问答:“或患思虑纷杂,不能强禁绝。阳明曰:‘纷杂思虑,亦强禁不得,只就思虑萌动处省察克治,到天理精明后,有个各付物的意思,自然静专,无纷杂之念。《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也。”[28]阳明在南都说:“吾年来欲惩末俗之卑污,引接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以救时弊。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为脱落新奇之论,吾已悔之矣。故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为省察克治实功。”[29]钱德洪说他“在金陵时(1514-1516)已心切忧焉,故居赣时(1517-1518)则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致省察克治实功。”[30]在南京任鸿胪至平定江西暴动,注重功夫。正德十五年,他又论动静说:“心无动静者也,故君子之学,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集义故能无祇悔,所谓‘动亦定,静亦定’者也。”又“故循理之谓静,从欲之谓动。”[31]
注重动静工夫是这一时期的学术特色。

北宋大儒程颢的思想是象山心学之源,其弟程颐的思想是朱子理学之源。阳明思想受程颢的影响颇深,他在书信中,屡次引用程颢之语,来阐述自己的思想。程颢曾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语》。在程颢看来,书法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心法,这种心法同时也是做学问的根本。王阳明读过这句话后,颇有感触:“既非要字好,又何学也?乃知古人随时随事只在心上学,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众人听之,都由衷敬服。王阳明觉得刻意求字好之心,或者不求字好之心,都违背了“敬”。“敬”是一种心的修行,是一种心法。宋儒在做学问时,对“敬”都非常重视。

正德五年同年十二月,王阳明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论实践之功。他与黄绾、应良论圣学久不明,学者想要做圣人必须廓清心体,使纤翳不留,真性始见,方有操持涵养之地。应良认为这很困难。钱德洪按语认为,先生立教皆经实践,故所言恳笃若此。自揭良知宗旨后,吾党又觉领悟太易,认虚见为真得,无复向里着己之功。故吾党颖悟承速者,往往多无成,甚可忧也。[32]本体由功夫显或通过功夫达于本体,实践是其中重要的环节。

日本现存有一件王阳明书法的真迹。正德八年(1513年),日本遣明正使了庵桂悟归国,王阳明特意为他写了一篇送别序。内藤湖南对此评价说:“王阳明此书,先学元代赵孟頫,再学王羲之,晚年又融合了北宋黄庭坚的书风,终成明代一大书法名家。王阳明与同时代文徵明的书风有些相似,但情有余而巧不及。”在保存下来的王阳明的真迹中,有两幅是家书。其中一封是对两个弟弟的谆谆教导,内容是关于日常生活的心得。另外一封是王阳明在去世前一年,写给养子的家书。嘉靖六年(1527年),王阳明受朝廷之命前往广西思恩和田州讨伐叛贼,在赴广西途中,他给养子正宪写了这封信,内容是关于日常行为的训诫。第一封家书的书法流畅清丽,不重技巧,率直而作,从中可以窥见王阳明的俊敏之气,笔者认为这封家书应该是他四十岁左右时所写。正德九年(1514年),王阳明四十三岁,他送给妻子的外甥诸伯生一幅书法作品。这幅作品的书风和前面两封家书的风格极其相似,是用他晚年圆熟的字体写成。字体遒劲苍秀,透出典雅之气。

正德十三年十月,王阳明举乡约。他认为,自大征后,以为民虽格面而未知格心,于是举乡约告谕父老子弟,使相警戒。同年,他致信仕德,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33]只有格心才能破心中贼。正德十五年六月,他与罗钦顺讨论《大学》,称格物为“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34]九月,他与泰州王艮及论致知格物,王艮悟曰:“吾人之学,饰情抗节,矫诸外;先生之学,精深极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执弟子礼,他易其名为“艮”,字以“汝止”。[35]格物建立在心即理基础之上,格物即格心,此为阳明格物的正解。格物立足于心,乐何尝不由心发。正德十五年同月,进贤、舒芬以翰林谪官市舶,自恃博学,见王阳明问律吕。阳明不答,又问元声。回答:“元声制度颇详,特未置密室经试耳。”王阳明说:“元声岂得之管灰黍石间哉?心得养则气自和,元气所由出也。《书》云‘诗言志’,志即是乐之本;‘歌永言’,歌即是制律之本。永言和声,俱本于歌。歌本于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极也。”芬遂中跃然拜弟子。[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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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强调功夫为其心学的特色,其心学是本体与工夫的一致,本体即工夫的本体,工夫即本体的工夫,侧重工夫实际上是告诫本体要由工夫显现,侧重本体实际上是告诫工夫也要在本体上下,二者并没有轻重,只有角度不同而已。

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06

三、经典诠释成熟时期

【王阳明何陋轩记原文版本一】何陋轩记[明]王阳明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守仁以罪谪龙场
,龙场古夷蔡之外,于今为要绥
,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将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独其结题鸟言山栖羝服
,无轩裳宫室之观,文仪揖让之缛,然此犹淳庞质素之遗焉。盖古之时,法制未备,则有然矣,不得以为陋也。夫爱憎面背,乱白黝丹,浚奸穷黠,外良而中螫,诸夏盖不免焉
;若是而彬郁其容,宋甫鲁掖 ,折旋矩矱
,将无为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世徒以其言辞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谓然也。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阴以湿。龙场之民,老稚日来视予,喜不予陋,益予比。予尝圃于丛棘之右,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办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
“何陋”,以信孔子之言。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絷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为欲居也欤?虽然,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而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
(选自《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三)【注】
龙场,在今贵州省修文县。当时作者谪龙场驿丞。 要绥,指边远地区。
结题:指少数民族结发于额的装束。羝服:羊皮作衣服。
诸夏:指中原华夏地区。 甫:章甫,古代的礼帽。掖:衣袖。
折旋矩矱:遵守规则法度。

王阳明尽管自龙场回来以后已经悟得良知,但并没有想好如何论述。自正德八年开始,他就意识到仅凭静坐不能解决成圣成贤修养中所遇到的问题,龙场以来一直潜藏在心中的良知思想开始涌动萌发。正德十四年起,他比较系统地公布及阐释自己的良知学说。王阳明心学的核心是良知或致良知之学,良知之学的系统化标志着其经典诠释进入成熟时期。

【王阳明何陋轩记白话译文一】当初,孔子要住在九夷(边远之地)别人都认为那里简陋落后。孔子说:“君子居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王阳明因罪被贬龙场,龙场在夷蔡(今河南南部)之外,如今也属于边远地区,还沿袭着过去的风俗习惯。人们都以为我来自京城,一定会嫌弃这里简陋,不能居住;然而我在此地住了好长一段时间,却很安乐,并没有见到他们所说的简陋和落后。这里的人们,结发于额头,说话似鸟语,穿着奇特的衣服。没有华丽的车子,没有高大的房子,也没有繁密的礼节,有着一种质朴、淳厚的古代遗风。这是因为古时候,法制没有完备,人们不受礼法约束,就都这个样子,不能认为是落后啊。那些当面说爱,背后说恨的,颠倒黑白,狡猾奸诈的人,外表忠厚,而内心像毒虫刺人,中原华夏地区的人们大都不能免;如果是外表文质彬彬,穿戴着礼仪之邦宋国的礼帽,鲁国的大袖之衣,遵守规矩法度,就不鄙陋落后了吗?夷地的人们却不这样,他们好骂人,说粗话,但性情率真,淳朴,那就有了。世人只是因为他们说话低微,就认为他们落后,我不这样认为。我刚来的时候,没有房子居住。住在丛棘之中,则非常阻滞;迁到东峰,就着石洞住下,却又阴暗潮湿。龙场的人民,老老少少每天都来看望我,他们很高兴,不轻视我,渐渐亲近我。我曾在丛棘的右边开园种菜,人们认为我喜欢那个地方,纷纷砍伐木材,就着那块地搭建起一座轩房让我居住。我于是种上桧柏竹子,又栽上芍药等花卉,砌好堂前的台阶,置办好室内的房间,(摆上)琴书和图册史书,讲学诵书游乐之道大略具备了,来交往的文人学士,也慢慢聚集增多了。于是到我轩中的人,好像来到了四通八达的都市,而我也忘记了我是住在远夷之地。于是给轩取名为“何陋轩”,来伸张孔子的话。哎,华夏兴盛,那些典章礼乐,经过圣贤的修订而流传下来,夷地不能拥有,那么因此称之为“陋”固然可以;此后(中原华夏)轻贱道德而专注于法令,搜罗延揽的办法用尽了,可是人们狡猾奸诈,无所不为,浑朴的品质消失殆尽!而夷地的人民,正好比是没有雕琢的璞玉,没有经过墨线量直和加工的原木,虽然粗朴固执,可是还有待于锤子斧头的加工完善啊,怎么能够认为他们鄙陋无知呢?这正是孔子想要迁居到九夷之地的原因吗?(意即孔子欲对浑朴的夷民施以礼乐教化)虽然这样,但是典章文化怎么可以不加以宣讲呢?现在夷地的风俗,崇尚巫术,敬奉鬼神,轻慢礼仪,放任情感,偏离正道,不合礼节,所以最终不免于简陋的名声,自然也就没有宣讲这些了。然而这对他们浑朴的本质并没有损害。果真有君子住到这里来,开导教化他们大概很容易吧。可是我不是那种能担此重
任的君子,因此写下这篇“记”,用以等待将来的人。

据《年谱》正德八年十月,王阳明到滁州督马政。此时诸生大都通过静坐来抵御口耳异同,但他发现专以静坐为工夫容易陷入喜静厌动枯槁之病,这为后来提出以致良知精神试图纽转此弊创造前提条件。他认为,良知明白,随你静处体悟或事上磨练,良知本体原无动静,这便是学问头脑。致良知是实践中得来,以此为主轴药到病除。这里明确指出“自滁州至今”经反复思虑,此后“致良知”是他经学思想的不二宗旨。滁州以后阳明有变化。《传习录》载:一友静坐有见,驰问先生。王阳明回答:“吾昔居滁时,见诸生多务知解,口耳异同,无益于得,姑教之静坐。一时窥见光景,颇收近效。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或务为玄解妙觉,动人听闻,故迩来只说致良知。良知明白,随你去静处体悟也好,随你去事上磨练也好,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医经折肱,方能察人病理。”[37]《传习录拾遗》也有类似的说法:“吾昔居滁时,见学者徒为口耳同异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学者真见得良知本体昭明洞彻,是是非非,莫非天则,不论有事无事,精察克治,俱归一路,方是格致实功,不落却一边。故较来无出致良知。话头无病,可也?良知原无间动静也。”[38]居滁期间,他已经意识到专以静坐非但不能克服口耳同异之辩,而且还患上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正是此时致良知工夫蓄势待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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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07

王阳明自谓:“予自鸿胪以前,学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头脑渐觉见得此意者多,可与裁矣!”[39]揭示良知在他任南京鸿胪寺卿之后,但具体的时间没有说。黄绾则直接说:“甲戌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40]但缺乏其他材料作为左证,不过这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良知之学,但其教人已遵循良知精神。

【王阳明何陋轩记原文版本二】昔孔子欲居九夷,人以为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1]?”守仁以罪谪龙场,龙场古夷蔡之外[2],于今为要绥[3],而习类尚因其故。人皆以予自上国往[4],将陋其地,弗能居也。而予处之旬月,安而乐之,求其所谓甚陋者而莫得。独其结题鸟言,山栖羝服[5],无轩裳宫室之观[6],文仪揖让之缛[7],然此犹淳庞质素之遗焉[8]。盖古之时,法制未备,则有然矣,不得以为陋也。夫爱憎面背,乱白黝丹[9],浚奸穷黠[10],外良而中螫[11],诸夏盖不免焉[12]。若是而彬郁其容[13],宋甫鲁掖[14],折旋矩矱[15],将无为陋乎?夷之人乃不能此,其好言恶詈,直情率遂,则有矣。世徒以其言辞物采之眇而陋之[16],吾不谓然也。始予至,无室以止,居于丛棘之间,则郁也[17];迁于东峰,就石穴而居之,又阴以湿。龙场之民,老稚日来视,予喜不予陋,益予比[18]。予尝圃于丛棘之右,民谓予之乐之也,相与伐木阁之材,就其地为轩以居予。予因而翳之以桧竹,莳之以卉药,列堂阶,办室奥,琴编图史[19],讲诵游适之道略具,学士之来游者,亦稍稍而集。于是人之及吾轩者,若观于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之曰
“何陋”,以信孔子之言[20]。嗟夫!诸夏之盛,其典章礼乐,历圣修而传之,夷不能有也,则谓之陋固宜;于后蔑道德而专法令,搜抉钩絷之术穷,而狡匿谲诈,无所不至,浑朴尽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以陋之?斯孔子所为欲居也欤?虽然,典章文物,则亦胡可以无讲?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中不节,卒未免于陋之名,则亦不讲于是耳。然此无损于其质也。诚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盖易。而予非其人也,记之以俟来者。

正德十四年以平宁藩为标志,王阳明开始明确阐释良知致良知学说。钱德洪在论述王阳明平宁藩之后写道,阳明“始教学者悟从静入,恐其或病于枯也,揭‘明德’、‘亲民’之旨,使加‘诚意’、‘格物’之功,至是而特揭‘致良知’三字,一语之下,洞见全体。”[41]这里的“至是”指征藩,从这时起他明确提出“致良知”,以此为标志,良知之学成为这一时期思想诠释的主轴。钱德洪说:“辛巳以后,经宁藩之变,则独信‘良知’,单头直入,虽百家异术,无不具足。”[42]又说:“盖师学静于阳明洞,得悟于龙场,大彻于征宁藩。”[43]平宁藩以后开始明确良知宗旨,至辛巳即正德十六年则进一步深化,似乎一切问题都从良知角度来理解,或者说从良知出发处理或诠释问题。

【王阳明何陋轩记白话译文二】孔子想搬到九夷(边远之地)去住,别人都认为那里简陋落后。孔子说:“君子居住在那里,有什么简陋的呢?”王阳明因罪被贬龙场,龙场在上古蔡国属地以外的边远地区。人们都以为我来自京城,一定会嫌弃这里简陋,不能居住;然而我在此地住了十个月,却很安乐。夷人好骂人,说粗话但性情率真,淳朴。我刚来的时候,没有房子居住。住在丛棘之中,则非常阴滞;迁到东峰,就着石洞住下,却又阴暗潮湿。我曾在丛棘的右边开园种菜,夷民纷纷砍伐木材,就着那块地搭建起一座轩房让我居住。我于是种上桧柏竹子,又栽上芍药等花卉,(摆上)琴书和图册史书,来交往的文人学士,也慢慢聚焦增多了。在此之后到我轩中的人,好像来到了四通八达的都市,而我也忘记了我是住在远夷之地。于是给轩取名为“何陋轩”。哎呀,现在夷人的风俗,崇尚巫术,敬奉鬼神,轻慢礼仪,放任性情,然而这对他们淳朴的本质并没有损害。果真有君子住到这里来,开导教化他们大概很容易吧。可是我不是那种能担此重任的君子,因此写下这篇“记”,用以等待将来的人。

正德十五年九月,王阳明至南昌,巡按御史唐龙、督学佥事邵锐皆守旧学相疑,唐复以彻讲择交相劝。王阳明回答道:“吾真见得良知人人所同,特学者未得启悟,故甘随俗习非。今苟以是心至,吾又为一身疑谤,拒不与言,于心忍乎?”[44]良知人皆同然或人人都有良知,只是尚未发现,因此才为习俗所困。良知自在人心,发明本心,开启良知才能超脱习俗。王阳明于嘉靖元年致书陆元静:“致知之说,向与惟浚及崇一诸友极论于江西,近日杨仕鸣来过,亦尝一及,颇为详悉。”[45]4118ccm云顶集团,惟浚即陈九川字,崇一为欧阳德字,二人庚辰在江西侍阳明。此时阳明与陈九川、欧阳德诸弟子谈论致良知。阳明于嘉靖二年致书薛尚谦再论良知后说:“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彻。”[46]
两封信皆说明在虔州就曾讲致良知之说。

【王阳明何陋轩记词句注释】[1]“昔孔子”五句:语见《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九夷:古书中的九夷,如《战国策·魏策》:“楚破南阳九夷”等。大致在今河南南部。[2]夷蔡:蔡为周代古国,其地在今河南上蔡、新蔡等县地,即在河南南部。[3]要绥:要服、绥服,古代王畿以外的区划名,这里泛指边远地区。[4]上国:这里指京城。因王阳明自京官贬龙场。[5]结题:指少数民族结发于额的装束。鸟言:说话似鸟语。韩愈《送区册序》:“小吏十余家,皆鸟言夷面。始至,言语不通。”羝(di)服:羊皮作衣服。[6]轩裳:古代卿大夫所乘坐的一种前顶较高而有帷幕的车子。裳,指帷裳,车旁的布幔。[7]缛(rù):指繁密的礼节。[8]淳庞:朴实。[9]黝(yǒu):青黑色。[10]浚奸:深奸。[11]中螫(shì):内心像毒虫刺人。[12]诸夏:指中士。[13]彬郁:文质彬彬有文采的样子。[14]宋甫鲁掖:穿戴着礼仪之邦宋国的礼帽,鲁国的大袖之衣。甫:章甫,古代的礼帽。掖:通“”,衣袖。《礼记。儒行》:“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逢,大。[15]矩矱:规则法度。[16]眇:低微,细小。[17]郁:阻滞。[18]比:亲近。[19]琴编:指琴书。[20]信(shēn):通“伸”,伸张。

《传习录》载:正德十五年,陈九川去虔州见王阳明,师生两人谈话涉及良知。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答:“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问:“请问如何?”答:“只是致知。”问:“如何致?”答:“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47]在虔州陈九川与于中、谦之同侍阳明,阳明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48]陈九川自虔州将归,有诗别先生:“良知何事系多闻,妙合当时已种根,好恶从之为圣学,将迎无处是干元。”阳明说:“若未来此讲学,不知说‘好恶从之’从个什么?”[49]在一旁的敷英则认为,发明致良知后,看《大学古本序》才知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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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载:正德十六年,在江西。正月,居南昌,王阳明始揭致良知之教。阳明闻前月十日武宗驾入宫,始舒忧念。自经宸濠、忠、泰之变,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难,出生死,所谓考三王,建天地,质鬼神,俟后圣,无弗同者。同年致友人、弟子书信多次提及致良知,如他在与杨仕鸣书写道:“区区所论致知二字,乃是孔门正法眼藏,于此见得真的,真是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50]对湛若水说:“致知之说,鄙见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致意,便间示知之。此是圣学传心之要,于此既明,其余皆洞然矣。”[51]遗书邹守益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52]钱德洪刻阳明文录引此段并肯定的说:“‘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53]

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08

《年谱》同条载:一日,阳明喟然发叹。陈九川问:“先生何叹也?”曰:“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九川曰:“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阳明说:“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对相传一点滴骨血也。”又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54]《传习录拾遗》四十四条有相同的记载:一天,阳明喟然发叹。陈惟浚问:您为何发叹?阳明答:此理简易明白如此,却一经沉埋数百年。陈说:“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阳明说:“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墓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也。”[55]良知本来既简易又明白,可是后来为人们所忽略,尤其是宋儒指朱熹从知解上入手,即重视感觉闻见而忽视心性本体,阻碍圣道。他以为自揭出良知才真正体认心体即天理,良知才是圣贤相传的精髓。

王阳明(1472-1528),浙江余姚人,名守仁,字伯安,自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弱冠举乡试,学大进,顾益好言兵,且善射,1498年(弘治十年)登进士第,历官南京太仆少卿,就迁鸿胪卿。明代文臣用兵,未有如王阳明者,卒谥文成。

《年谱》同条又载:“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56]
“今经变”指经历了宸濠、忠、泰之变以后,明确阐释“致良知”之说。《传习录拾遗》载:阳明对友人说:“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含诸口,莫能相度。”久乃说:“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旁有健羡不已者,则又说:“连这些子亦无放处。今经变后始有良知之说。”[57]经历居夷处困后,阳明发现良知,在此之前似有所得,但似处在一种蒙眬状态,“这些子”,给人以模糊之感。良知得圣贤之真传。同年九月,王阳明归余姚省祖墓,此间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示良知。[58]

王阳明给我们的印象是良知良能、格物致知,他以一人之力竟能反对垣赫一时的程朱理学,并且屡有成功,可称奇绝。哲学史上将王阳明划为主观唯心主义流派,又颇使我们对他踌躇难决,学问自是好学问,其奈令人生畏何?从王阳明学术后来启发了王良、李蛰等一代叛逆,从王阳明学说对封建礼教、君主专制的有力抨击,甚至被朝廷目为异端邪说来看,他的成功又不舍可说是明清之际思想界的大成功。主观也罢,唯心也罢,其实在当时都是积极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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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唯心主义的格物致知是必然落后的,但在当时却又是不无积极意义的。这便构成了一个矛盾。但矛盾之外又有矛盾:王阳明在大谈格物致知、沉溺于玄学冥想之时,他却还是一个好言兵、善骑射的将军。当他总督两广,军威垣赫,“明世文人用兵,未有如守仁者”之时,想必他把打仗也看成做学问一般,专注用心,不稍旁鹜。如此看来,他连作战布阵也视为格物致知的一个组成部分了。自古文臣带兵,大都只挂虚衔,王阳明能骑射,是个地道的武将,倘若不是他有满腹经纶开宗立派,只以武将视他应该也并不大错。

自龙场起,王阳明就已知意识到良知,开启了良知萌发的过程,只是不成熟,出于谨慎没有明确提出并加以阐释。此后的一段时间,在良知萌发过程中发生了一些带有标志性的变化,分别是在正德八年滁阳开始思考良知,正德九年任南京鸿胪寺卿以前后的思想转变隐含着从此后以良知宗旨。而平宁藩正德十四年、虔州、辛巳即正德十六年,这三年则明确确立以良知为学宗旨并以此教人。思想不是事件,不必确定在某个时间点上而是一个过程,如果把正德八年至正德十六这八年连成一条线来考察,可以得出王阳明良知学说由隐到显、潜至伏,也即由不明确逐渐到明确的演进过程。

一个地道的武将,又是一个第一流的哲学家。一个赫赫的大官僚,但又是一个罪臣。王阳明自弘治十二年登进士之后,历任刑部、兵部主事,由于抗章攻宦官刘瑾,为奸邪所不容,不但滴贵州边寒苦地,而且有“廷杖,之辱。明代中后期皇帝昏了头,老爱用廷杖来对付直言忠臣,王阳明身受此刑,以之视后来的起复为官如何?因此我说他又有了第三个矛盾:从罪臣到爵封新建伯总督两广。

嘉靖改元,王阳明居越讲学,专提致良知。在此期间与诸友及弟子通信中反复阐发良知学说。相关论述择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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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元年,王阳明致陆原静书说:“‘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谓良知也。”[59]以是非之心诠释良知。

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09

嘉庆二年,二月。王阳明针对别人的各种诽谤说:“吾自南京已前,尚有乡愿意思。在今只有信良知真是真非处,更无掩藏回护,才做得狂者。使天下尽说我行不掩言,吾亦只依良知行。”[60]乡愿无是非观念,而良知辨明是非,以良知来实践。同年王阳明与薛尚谦书回忆在虔州时刻讨论致知,只是同志中尚多有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尤发此意,然见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纸,幸熟昧!此是孔门正法眼藏。”[61]点出致良知为孔门的精髓。

王阳明的一生虽是短暂的,却是极为丰富多彩而又艰难曲折的。王阳明从出生到弘治十八年(王阳明34岁前,1472-1505年),这一阶段,是王阳明博览群书、广泛吸取不同的思想资源,丰富其思想经历、历练其处事才能的时期。按照史料的记载,12岁之前,王阳明并未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而是在他的祖父王伦的言传身教之下得以启蒙并默诵群籍的。11岁时,因他的父亲王华考中状元,在北京供职,他才随祖父来到北京,次年在书馆就读。就在12岁时,他即确立了以“读书做圣人”为“人生第一等事”的志向。这一志向的确立,为他此后全部的人生道路奠定了方向。

嘉靖三年正月。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然性豪旷不拘小节,阳明与论学有悟。大吉说:“良知。”阳明说:“良知非我常言而何?”于是辟稽山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阳明临之,只发《大学》万物同体之旨,使人各求本性,致极良知以至于至善,功夫有得,则因方设教。故人人悦其易从。[62]

15岁时,他考察居庸关,某种意义上即是他把“圣人”志向付诸实践的第一次尝试。他详细考察了居庸三关的山川地理、道路交通以及关外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不仅做了详细记录,而且结合地理实况给予分析,并试图把他基于实地考察所提出的防御策略献给朝廷。在考察期间,他也向少数民族青年学习骑马射箭,“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16岁他读到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述,立即付诸实践,去“格竹子”,结果使他身体染病,由此而体会到朱熹所说的“格物致知”或许有误,未必是通往“圣人”境界的坦途,开始对朱熹之说产生怀疑。17岁他在南昌结婚,结果却与道教结缘。而既闻道教养生之说,他便立即付诸实践。据记载,他此后的道教炼养术也达到相当高的境界。

嘉靖四年,王阳明说:“是故致良知之外无学矣。自孔孟既没,此学失传几千百年。赖天之灵,偶复有见,诚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启夫同志,无不跃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验夫良知之同然矣。”[63]自诩其致良知之学传承孔子、孟子,以良知开启同志。他与王公弼书说:“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彼慊,便是致知矣。”[64]良知是自知之明,是知的最高层次。

此后的十数年中,王阳明一直处于思想与现实的某种纠结之中。他既坚持作为“人生第一等事”的圣人志向,又苦于无法寻找到通往圣人之道的现实途径。他既出入于佛教道教,对二教思想均有精深领悟,又驰骋于文章辞艺,其诗词歌赋的成就,足与当时第一流文士相颉颃,同时又精读兵法,深加研习。他三次参加科举,直至28岁才进士及第。在工部“观政”期间,朝廷命他监修威宁伯王越的坟墓,王阳明又把他的军事知识运用于这一民事工程的管理当中。弘治十六年(1503年),王阳明32岁。他自觉反思了自己广泛的思想阅历与多方面的实践经验,“渐悟仙、释二氏之非”,重新又回归到了“圣人之学”这一根本原点。两年之后,他与湛若水(1466-1560年)一见如故,结为好友,共以发明“圣学”为己任,更坚定了他必为圣人的根本志向。

嘉靖五年,王阳明致邹守益,称:“比遭家难,工夫极费力,因见得良知两字比旧愈加亲切。”又“除却良知,还有甚么说得?”[65]在工夫的实践中,对于“良知”的体认更为亲切。致邹守益第五书:“今良知之说,已将学问头脑说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胜心,务在共明此学,随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诱之,自当各有所至。”[66]良知已经阐释的十分明确,希望弟子们各尽所能,共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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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六年,王阳明病中仍草书诸友及弟子。得聂豹来书,见聂豹近来所学进步如此之快,王阳明欣慰之情难以用语言表达。认真读了几遍,其中还有些不透彻,这说明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等到纯熟时就不会有此不足:[67]致魏师说:“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意则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依得良知,即无有不是矣。”[68]以意做参照定义良知为意之是非者,遵循良知则不会犯错。与马子莘说:“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道丧千载,良知之学久为赘疣,今之朋友以知此事日相讲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欤!”
[69]把良知与天理看成一致的,天理并非外而属内,天理即良知。至黄宗贤书:“若良知一提醒时,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魉自消矣。”[70]良知一出天下白,干净世界。与以乘书:“而旧闻旧习障蔽缠绕,一旦骤闻吾说,未有不非诋疑议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万古一日。”[71]对良知之说虽然有所怀疑,但人心所有之良知,则永恒存在,人们应善于发现它。与陈惟浚说:“圣贤论学,无不可用之功,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72]致良知简易明白,便于实践。征思、田途中示儿:“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73]这是对平生学问的高度概括。王阳明于嘉靖七年病故,可见他生前一直关心良知之学,为弘扬良知之学而不遗余力。可谓殚精竭虑,死而后已。

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10

良知之学是王阳明经学思想的核心,自其系统阐发良知之后,其他范畴或概念纳入到良知系统中,或者说都可以从良知角度加以诠释,他以良知为基轴构建起自己经学思想体系。

正德元年至十年(王阳明35岁至44岁,1506-1515年),这一时期,是王阳明经历极度艰难困苦而最终获得思想新生的时期,也是“阳明学”创立与早期传播的时期。正德元年,他因为上书得罪了用事太监刘瑾,遭受廷杖之刑,又被贬谪为龙场驿丞(龙场驿在今贵州省修文县)。经历了种种艰难险阻之后,王阳明于正德三年春天到达龙场。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度的物资匮乏、上级官员的凌辱,如此等等,生死之间几乎命悬一线,把王阳明逼到了生命的绝境。但正是在这种绝境之中,王阳明实现了“绝地重生”,实现了他思想生命的更生,这就是所谓“龙场悟道”。“龙场悟道”的结果,实质上是他的“圣人之志”在特定条件之下的喷然勃发,他真切地体悟到了“心即理”、“圣人之道,吾性俱足”,因此也直接导致他与朱熹“格物致知”之说在思想上的分道扬镳。与朱熹学说的分离,同时也就是他自己以“本心”为核心理念的心学哲学体系建构的起点。基于“心即理”的体悟,王阳明创立“知行合一”学说,成为他贯彻一生的关于“心即理”的实践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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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五年,王阳明离开龙场,升任庐陵县令,这是他第一次实际管理地方政治事务,也是他“知行合一”思想运用于政务管理并取得实际效用的最初实践。同年冬天,他离开庐陵,此后经过了五、六年的职务频繁变动时期,而同时也成为他讲学活动相对最为集中的一个阶段。“知行合一”这一新学说,随着王阳明的讲学活动,传遍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思想影响。

四、经典诠释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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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六年九月,王阳明身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出征广西思恩田州二地,临行前与两位弟子钱德洪与王畿在天泉桥上讨论所谓“四无”、“四有”,所论包括心性及格物、良知,或者说涉及他经学思想的核心,学者称此为“天泉证道”,可以说是王阳明经典诠释的总结。

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11

《传习录》记载:王畿提到王阳明的教诲:“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74]
为善去恶是格物。”钱德洪问道:“此意如何?”王畿说:“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钱德洪说:“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不消说矣。”[75]关于“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可分为二个层面:第一个层次为首句,意思是说心之本体无所谓无善恶,也可以视为超越善恶,在这里心与性合一,性与天道合一,是最原发之性存在于心中,相对而言属于形而上,是先天或超验的。第二个层次是后三句则有了善恶,这已经不是心体,心与性、性与天道一分为二,相对而言属于形而下,进入后天或经验的气化阶段。善恶的出现就需要工夫,使之回归本体,达到本体与工夫的一致。后三句第一句,意念的萌动才有善或恶,对于善恶的态度二分步,首先要以良知来知晓善恶即区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其次才是为善去恶,而这便是格物的工夫。在这里,本体与工夫从原初一致到可能不一致再通过工夫回归一致。钱德洪反问王畿这四句话意思如何?王畿认为这四句话恐不符合王阳明之教,于是王畿提出“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另外四句话与之对立。在他看来,既然心体是无善无恶的,那么与此相关,意知物这三者也应该是无善无恶的,因此反对意有善有恶,心体却无善无恶之说。钱德洪又认为,心体指的是天命之性,所谓心与性、性与天道合一,原本无所谓善恶或超越善恶,而心内在于人在后天受习染影响,意念萌发之中必然表现出善恶,因此才需要《大学》所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等工夫以恢复其本心即原发之性,倘若没有善恶,功夫则变得无意义。钱德洪和王畿各持己见且争执不下,就教于王阳明。

正德十一年至正德十六年(1516-1521年,王阳明45岁至50岁),这是王阳明事业发展的巅峰时期,也是他的心学哲学进一步完善而达成体系化建构的圆满时期。正德十一年,朝廷任命王阳明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地方”,他实际所管理的地方,是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四省交界的广大区域。在四省边界地区,长期以来存在着众多的土匪武装,山头林立,四处劫掠,给民众的日常生活造成极大困扰,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朝廷多次派兵征剿,但收效甚微。王阳明到达赣州之后,旋即投入一系列的具体工作,实地勘察地形、了解道路交通情况、掌握敌人兵力部署以及各山头之间的相互联系、己方兵员及其作战能力、作战器械的预备等等,在切实掌握各方面具体情况的基础上,王阳明亲自选练民兵,制定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严明军纪,发起了对四省边界区域三次大规模的战役,即“漳南之役”、“横水桶冈之役”、“浰头之役”,在不到二年的时间内,彻底清除了四省边界广大地区的匪患。每次战争结束之后,王阳明都亲自部署战后民众的生产与生活秩序的恢复重建工作,并为未来考虑,设立新的行政区,强化政教,更革人心,以期收到长治久安之效。如“横水桶冈之役”结束之后在江西设立崇义县、“浰头之役”结束之后在广东设立和平县,这两个县至今也仍然是县级行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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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四年,宁王朱宸濠谋反。事发时,王阳明正奉朝廷之命前往福建处置地方事务而路过南昌。在极为急促仓皇的情况之下,王阳明迅速摆脱了朱宸濠的追兵,审时度势,迅速重新结集军队,制定了各种离间、攻心、实战之策,最终与朱宸濠在鄱阳湖决战,活捉朱宸濠。朱宸濠自起兵谋反到被生擒,不过40天;王阳明自开始发起平叛战争到全面结束,不过10天。“以万余乌合之兵,而破强寇十万之众”,不仅改写了明朝的政治历史,也创造了军事上的奇迹。但连续的军事上的旷世奇功并没有给王阳明带来个人的富贵利禄,尤其在平定朱宸濠的谋反之后,王阳明反而因此而遭受了种种诬陷与诽谤。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王阳明实现了其思想世界的再度飞跃。正德十五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他的心学哲学。

王阳明对他们说:“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破此意。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原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跟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76]他区分钱德洪与王畿说法的适应范围,认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与“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并不矛盾,可以“相资为用”,所谓并行不悖。于是他分别以两种人为例阐释自己的主张:利根之人即天性玲利的人,属于“四无”,这种人天赋人性本原处悟入人心,在未发时便是中,心与性、性与天道一致,本体与工夫统一。根以下之人即一般人,属于“四有”,这种人本体受习杂等遮蔽,心与性、性与天道一分为二,因此要下功夫,在意念上为善去恶,功夫尽到本体自然显现,也就是说通过工夫复归本体,达到本体与工夫的一致。王畿强调“四无”指的是天性玲利之人,钱德洪重视“四有”指的是中根以下之人,两人的意见互补,一般人虽然有程度上的差异,但经过努力皆可回归本体,所谓殊途而同归。因此,他反对把“四无”与“四有”片面甚至走向极端。天泉证道的核心是强调本体与工夫的一致,是良知之学的精髓,也可视为其诠释思想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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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经典诠释历程,概括起来可以称之为从龙场悟道到天泉证道的过程,其间在批评朱熹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并加以完善了心即理、格物、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良知或致良知、四有四无等一系列观点与主张,其核心是良知或致良知。他的良知学说可以说是以道德为本体、以修养为工夫的道德形而上学,其最大特色是对道德主体的高扬与道德自觉的肯定,从正面或积极角度阐释人成圣成贤的潜能及其实践的价值,使其超越时空而具有普世性。

王阳明【何陋轩记】书法版一12

[1]王阳明:《泛海》,《王阳明全集》第三册,第722页。

嘉靖元年至嘉靖七年十一月(1522-1529年,王阳明51岁至57岁),这是王阳明生命中的最后七年,既是他的“致良知”学说获得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他为国家人民利益而鞠躬尽瘁的最后阶段。平定朱宸濠叛乱之后,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王阳明忍辱负重,动心忍性,以非凡的智慧与皇帝朱厚照及其周围群小进行抗争,终于促成正德十五年闰八月朱厚照车驾返京,“御驾亲征”的闹剧由此落幕,而王阳明则仍留江西,继续处置地方善后事宜,尽快恢复当地民众的生活秩序。正德十六年三月,朱厚照驾崩,世宗即位。六月,王阳明应诏进京觐见嘉靖皇帝,但行至半道,又得到诏书谓不必进京,王阳明遂回到绍兴与家人团聚。

[2]王阳明:《别三子序》,《王阳明全集》第一册,第242页。

事实上,虽然朱宸濠已经被诛,皇帝朱厚照已经去世,他周围的群小在嘉靖帝即位后也已经得到了处置,但权臣对王阳明的诬陷诽谤并未消除,他仍然蒙受着不白之冤。王阳明回到家乡之后,他也因此而被朝廷“悬置”了起来,实际上即是“赋闲”在家。但王阳明不以为意,在此后的六年之中,他专注于讲学,宣讲他的“致良知”说,给整个学术界带来了极大震动,而随着“良知说”的迅速传播,“阳明心学”改变了中国思想史的整体格局及其发展方向。

[3]王阳明:《与王纯甫书》,《王阳明全集》第一册,第167页。

嘉靖六年,朝廷忽又诏书数下,命王阳明为两广总督,前往广西思恩、田州平定“叛乱”。王阳明到广西后,经过了解实情,思、田并不存在“叛乱”事实,便将思、田事务和平解决了。而此同时,王阳明实地了解到,在八寨、断藤峡一带所存在的大量地方武装,倒是将来必为朝廷心腹之患,他运奇设谋,发起对八寨、断藤峡的征剿,不数月间,即迅速荡灭了两地的地方武装。但此同时,他向来原本并不强健的身体,却因长期的军旅生涯以及两广的暑热而终致旧疾复发,这时已经非常虚弱了。他不断地向朝廷上书,希望朝廷能够派员来接替他的两广巡抚之职,完成公务交接,他可以回家安心调养身体。但事实是,他的全部上书都被朝中权臣扣留了,他因此而耽误了治病的良机,终至不起。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529年1月9日),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地名“青龙铺”的地方,享年五十七岁。临终之际,时任南安府推官的门人周积询问遗言,阳明曰:“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4]王阳明:《何陋轩记》,《王阳明全集》第三册,第933页。

即便人生百年,于天地之间,也只如白驹过隙而已。王阳明的五十七年生命,固然是短暂的,却也是永恒的。他从十二岁开始立下必为圣人之志,中间虽经百死千难,此志却坚不可摧,圣人的信念支撑起了他全部的生命大厦,他终究能以光明峻伟的人格、表里澄澈的心灵,伟岸挺立于天地之间,而得其思想生命的永恒。他集“心学”之大成,创立了独特的心学哲学体系,以“心即理”为根本的理论基础,以“知行合一”为现实的实践方式,以“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正而实现“天下万物一体之仁”为极致,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思想智慧。

[5]王阳明:《龙冈漫兴五首之一》,《王阳明全集》第三册,第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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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阳明:《阳明先生遗言录》,《王阳明全集》第五册,第1606页。

王阳明【何陋轩记】草书书法版二01

[7]参见钱德洪:《年谱》成化十八年条,《王阳明全集》第四册,第1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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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阳明:《与王纯甫书》,《王阳明全集》第一册,第169页。

王阳明【何陋轩记】草书书法版二02

[9]王阳明:《寄希渊》,《王阳明全集》第一册,第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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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阳明:《五经臆说序》,《王阳明全集》第三册,第917-918页。

王阳明【何陋轩记】草书书法版二03

[11] 王阳明:《别三子序》,《王阳明全集》第一册,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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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钱德洪:《年谱》正德四年条,《王阳明全集》第四册,第1235页。陈荣捷认为,此条载《年谱》正德四年1509四月,词句稍异,而意旨全同。但明谓“后”徐爱因未会知行合一之训,请决于阳明。非谓此对语录为是年是月之事也。陈来说:“《年谱》以徐爱所录知行合一之论为在壬申冬南下舟中论学语,然录中言‘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则所录亦非皆是舟中所论。”《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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